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父母想要再要一个孩子，希望他长大后身体强壮，身体条件良好，但现实并不乐观。由于儿科医生的工资太低，很多儿科医生都离职了。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原校长曲佳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培养更多的儿科医生。现在，他有了希望。3月5日，当他看到“加快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培训”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时，他惊讶地拿出笔在这句话下画了一条线。
就在11天前，国家卫计委宣布，为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短缺问题，今年将有8所高校恢复开设儿科专业，瞿佳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听到李克强总理读到这句话，他的心沉了下去。
看病难，看病更难。近年来，我国多地爆发“儿科医生荒”危机：北京儿科“人数有限”、广州儿科急诊“关门”、上海儿科“告急”，儿童医疗红灯闪烁。已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尤其是去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这个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随着二胎的到来，本来就面临“医生荒”的儿科医生现在真的慌了？
儿科面临30年来最大压力
曲佳所在的学校从1978年开始向社会提供儿科本科毕业生，直到2002年停止招收。他回忆，取消的原因是国际临床医学专业法规规定“成人和儿童不能分开”。
1998年，专业设置再次调整，儿科从中国医学院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删除，儿科“降格”为临床医学课程。此后，儿科变得更加脆弱。曲佳说：“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取消了儿科目录，影响了学科的发展。”相应地，研究儿科的人越来越少，儿科医生也越来越稀缺。
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告诉记者，二胎政策放宽后，我国目前的产科、儿科、妇幼保健等服务系统将面临过去30年来最紧迫、最强大的压力和冲击。
她给出了一组“越来越多”的数据来支持她的观点——
首先，高危妈妈越来越多。李兰娟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由于高龄产妇、危重孕妇增多，早产儿明显增多，围产儿并发症发生率增加，给生儿育女带来巨大压力。儿科和新生儿重症监护。原本就已经超负荷运转的专业机构更加捉襟见肘。
其次，新生儿出现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李兰娟表示，高龄孕妇围产期出生缺陷的风险会显着增加。以唐氏综合症为例，孕产妇年龄每增加5岁，发病率几乎呈几何级数增加，达到45岁以上的1/40。她说，这些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儿童医疗“雪上加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郑山提到，根据儿科规则，孩子一般就医无论严重或轻微，比成人多1至2倍。怀有第二个孩子的老年妇女的健康问题会更加复杂。2013年儿科门诊人次近2亿人次。
从目前儿童医院床位利用率和儿科医生负担来看，儿童医院的负担是各类专科医院中最重的。儿科医疗队伍极其匮乏。医患比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同形式的儿科限制患病儿童的平均等待时间超过4至6小时。
48.68%的医院儿科医生存在流失
从“供给”端看，儿科医生、妇幼保健等人才显得有些“短缺”。李兰娟研究显示，由于薪资相对较低、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等因素，妇幼保健人员成为医疗卫生行业人才流失的重灾区。——“近三年，48.68%的医院流失了儿科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对此也深有感触。“妇产科吃喝，儿科吵闹。”儿科具有职业风险高、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儿科医务人员的高流动率。
熊思东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用很多双眼睛来对待一个孩子。“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父母不能允许有一点错误，孩子也不会说他有什么问题。”
更重要的是，目前儿科医生的薪资待遇“太低”
熊思东告诉记者，由于孩子年龄小，医生在检查治疗、用药种类和剂量等方面都非常谨慎。按照现行“以药补医”的收入制度，儿科医生为医院带来的收入很少，奖金也不及其他科室，自然陷入了“收入洼地”。
相应地，对于医院来说，收入虽小，但仍需要花钱维持运营，自然没有动力去增加投资、扩大规模。
熊思东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以药补医”的环境，不打破医院现有的收入机制，儿科医生的薪酬和职业发展问题就很难解决，将无法解决目前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
“如果没人愿意当儿科医生，即使有专业设置，也招不到学生。”熊思东说道。
此外，儿科医生也因职业晋升机会有限而受到批评。“儿科医生成为名医相对难度更大。”熊思东表示，儿科医生其实是全科医生，技能更全面。他们无法像其他专家那样深入研究，也无法通过发表论文或职称评估来衡量。等级。
应努力提高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郑山表示，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一些城市正在新建儿童医院，扩建现有医院，增加儿童床位，或者实施儿科分级诊疗。然而，目前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无法招募到专业的儿科医务人员。同时，床位数量和收治儿童数量的增加，进一步加大了现有人员的压力，导致人员辞职、团队不稳定。
在她看来，培养儿科医生需要10年的周期，不能解近期之渴。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学生最终能否成为儿科医生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瞿佳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恢复儿科专科。听说教育部宣布今年将恢复儿科招生，曲佳特地派人等待这个文件的批准。直到看到教育部公布的名单，他才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说，这是一个开始。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不仅是恢复招生，更要依靠各级政府特别是医疗卫生主管部门，进一步关注儿科发展，在薪资等方面给予儿科医生优惠。以及其他方面。
正如李兰娟所说，要努力提高产科医生、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让同样是“白衣天使”的儿科医生也能得到与其付出相称的报酬。——医学院校应设立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金融、教育等专业。其他部门要研究完善助产士职业晋升制度，有针对性地培养儿科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杰认为，缓解日益严重的儿童医疗困境，关键在于杜绝“高风险、累工作、低效率”的现象。儿科的“收入”就是“加大资金支持”，用“事业留人、爱情留人、效益留人”。
“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两端通常是最牵挂的：孩子生病时，忧心忡忡、焦虑不安；老人生病时，负担很重。两端都要兼顾。”照顾全面、妥善。”丁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