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技巧
一名患者在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接受了微创胆囊切除术。手术后，他感到非常痛苦，四处求医却无济于事。绝望之下，他写下了遗书。近200天后，在医院检查治疗时，终于找到了“原因”——医生上次手术时使用的夹子还在患者体内。经过另一次手术后，夹子被移除。然而，对于医疗事故损害的精神赔偿问题，患者和医院却存在不同意见。这起医患纠纷的背后，折射出现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中面临的尴尬。
患者身心受到损害，院方认为其索赔金额过高。
2013年底，尉氏县尉川镇教师张红利向记者反映，他在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接受微创胆囊切除手术后遭遇“灾难性”事件。
患有胆结石，张红利到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在医生的建议下，2013年3月16日，他在医院接受了微创胆汁切除手术。手术后，我感觉身体不适，一直呕吐，痛苦不堪。医生说这是术后反应。疼痛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仍没有缓解的迹象，于是他前往郑州几家大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尽管吃了很多药，但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体重也从90公斤下降到了60公斤。那段日子，张红利陷入了绝望。他想到了死亡，并写下了遗书。
2013年9月10日，亲属将张洪丽送往开封淮河医院住院治疗。三天后，经过反复会诊，专家发现张洪丽腹内胆管上有金属物体。几天后，经过再次手术，他腹部胆管上留下的金属夹被取出。至此，这个让张红利极度痛苦的金属夹子，
它已经在他的体内“工作”了近200天。
此后，张红利多次与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交涉，要求医院赔偿。但院方认为将夹子留在体内没什么大不了的，对赔偿持否定态度。无奈，张红利只好向信访部门和卫生部门举报，讨回公道。
2013年12月25日，记者就张红利反映的问题采访了尉氏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安玉平。
安玉平说，张宏体内留下的是手术时用来止血的夹子。夹子留在患者腹壁上，没有及时取出。医院确实有责任。医院与张红利协商医疗赔偿事宜，张红利要求赔偿60万元。由于双方分歧巨大，未能达成共识。
当记者询问此事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认定时，
与此同时，在场的尉氏县卫生局副局长安玉平和张健均表示，尚未作出医疗事故认定。
精神补偿的灵活性有多大？
记者在采访这起医疗事故纠纷时发现，医院表示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但患者却不愿意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在医疗事故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患者和医院获得的赔偿数额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情况在医疗事故纠纷处理中颇为常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元秀表示，在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确实存在不少空白和误区。一方面，根据医疗事故处理规定，“精神慰藉金”
按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用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期限不超过6年；但由于患者不信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不愿意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来解决问题。特别是《关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处理规定》《医疗事故法》于2002年实施，多年来未进行修订，不再适用于现行的医疗事故纠纷处理。目前主要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审判规则》。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中，对于赔偿案件适用的几个法律问题的解释中有相关规定，但很多患者对此并不了解，存在不少误区，因此对“诉讼”的方式敬而远之。
谢元修认为，医疗事故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大的“灵活性”空间。
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职工和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不同，不同地方相应的补偿标准也不同。但总的来说，有一个通用的标准。例如，参照死亡或伤残的赔偿标准，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已有约定俗成的标准。
但就某次医疗事故本身而言，“变数”颇多。医院是否有过错、过错责任的大小、经济赔偿的能力等都是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应该考虑的方面。受害人的过错以及侵权的程度也是应当考虑的因素。目前，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尚无量化、详细的操作标准。主要由法官自由裁量，有很大的“灵活性”空间。
有法律界人士呼吁完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建立更加透明、易于操作的医疗事故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让医患双方都能接受和接受。彼此信任，有利于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