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四川新津县花园镇公共卫生中心主任杨成告诉记者,该卫生中心只有5名全科医生,数量太少。
缺少!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董艳峰表示,该中心有全科医生9名,对于其服务的10万人来说远远不够。
缺少!2010年,上海计划招收300名全科住院医师培训,但最终只招收了144名。
缺少!北京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杜学平表示,该中心有全科医生40余人,但相对于13万的服务人口和复杂的工作来说,数量仍然较少。
谢正新作画。从西部落后地区到东部发达地区,几乎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缺乏全科医生。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注册全科医生仅有7.8万人。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城乡每万居民基本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也就是说届时全科医生将达到30万-40万。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益新指出,目前,我国不仅全科医生数量不足,具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全科医生更是少之又少。本科学位和严格的一般实践培训。
“中国全科医生的素质有待提高。”杜学平表示,即使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社区注册全科医生的整体素质也不高,更不用说全国其他地区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全科医生基本都是经过几个月的简单在职培训,初始学历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具有中专或大专学历。
由于队伍整体数量少、素质低,一个社区的好医生往往受到居民的热烈追捧。谢继波在英国担任社区全科医生15年。2009年,他选择在北京市东城区海云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当医生。有时,服务站会贴出“英国医生,免费做足部检查”的牌子,很快就有一群群居民涌向服务站。社区居民单桂兰是谢继波的忠实“粉丝”之一,她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医生。
大量中专、大专甚至无学历的医生进入社区,导致社区医疗服务水平下降。他们无法取信于民,无法发挥将大部分患者留在基层的作用。
“有的人认为全科医生是‘万能医生’,能看所有科目,能做所有手术;有的人认为全科医生是‘无能医生’,技术差,成不了专科医生。从普通人到健康人系统行业对全科医生的作用缺乏认识,没有赋予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恰恰是我国全科医生数量少、素质低的主要原因。”说。
为什么全科医生不被认真对待?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潘志刚分析,过去我们对社区卫生服务认识和重视不够,导致大量医生来自技术岗位。中专、大专甚至无学历进入社区卫生服务领域,导致社区卫生服务质量较差。衰落和公众的不信任;全科医生的工作职责不明确、薪酬偏低也影响了他们的地位。
另外,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对高新技术的崇拜也是全科医生不被重视的一个原因。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全科医生被认为是二流医生,无法攀登专科阶梯。
另一个原因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三级医院占用了过多的医疗资源。居民只在社区内开药。社区医生很难真正承担起首诊任务,因此不被人们认可。
“在国外,全科医生一般占医生总数的50%,甚至比专科医生更受重视。”曾益新表示,我国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因为全科医生是一群社会精英,资质不亚于专科医生。他们是真正能够贯彻落实国家预防为主方针的人。它们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关键,也是促进社区和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台湾联新国际集团执行长张焕辰表示,在台湾,80%的疾病可以由全科医生治疗,另外20%的患者需要由全科医生转介到其他专科医生进一步诊治。
张焕珍表示,健康教育对于全科医生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人口老龄化,许多严重的并发症经常出现,医疗费用也令人咋舌。以台湾为例,去年老年人口消耗了台湾25%的医疗资源,其中大部分与慢性病并发重症有关。我国大陆60岁以上人口已达1.7亿,居全球第一,他们消耗的医疗资源将更加惊人。
“过去以疾病治疗为主,现在应该通过医疗干预或健康教育来减少人们疾病的患病率。全科医生应该成为社区居民健康的卫士。”张焕珍表示,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就像30年代的情况。几年前,台湾刚刚开始实行全科医生制度。换言之,内地要实现让全科医生成为民众有需要时的第一选择的目标,至少还有30年的时间。
谢继波表示,中国的全科医生制度与英国的家庭医生制度是一样的。这一制度首先体现在医疗服务的连续性上,即医生和病人是长期的伙伴关系,医生对病人负有长期的责任。其次,医生从被动就医转变为主动就诊。尤其是慢性病的管理,医生不能等待患者,而必须对患者进行随访。三是把待遇提升到管理层面。疾病需要管理而不是治疗。这对于慢性病来说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医生开药的问题。当全科医生医疗设施不足时,他们要治疗所有常见疾病,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更能体现人类发展的价值。另外,全科医生强调团队的概念。全科医生团队可由一名全科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公共卫生服务医生组成。由多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共同参与患者的长期健康管理。
关键是要建立机制、提供福利,改变全科医生收入低、不受重视、前景不佳、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现状。
“收入低、不被重视、看不到未来和前景,导致中国全科医生短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张焕珍在分析全科医生存在的诸多问题时表示。
杨晓勇,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秋金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工作10年。2005年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前两年参加全科医生培训。这样的医生在当地都算人才。不过,杨晓勇觉得,全科和内科并没有太大区别。工资涨了一点,达到2400元左右,不优先考虑职称评审。
尹朝霞是一位研究心血管疾病的医生。去年年底,她自愿从复兴医院来到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我的收入比较少,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收入,而是为了我的事业。我希望它能更好地体现我的自我价值。”尹朝霞说道。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竟然成为了一个特例。人们见到她,总会问:“你为什么要到社区当医生?大医院那么好。”
15年前,杜雪平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些年来,她最大的感受就是社区医生几乎包办了所有事情。太复杂、太混乱,而且定位也不明确。结果,全科医生非常努力,但不一定能有收入来补偿其价值。
潘志刚分析,首先,《社区基本功能服务包》缺乏具体内容,职责不明确。全科医生经常在多个岗位之间轮换或同时承担多个岗位的工作。因此,很难根据岗位来制定薪资标准。其次,政府管理部门对全科医生服务认识不足,认为基层基本医疗服务应低价。同时,社区卫生服务的范围和数量有限。即使实行收支两条线政策,全科医生的贡献与收入仍然不成比例。
“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招不到以户籍为招聘条件的人,除了社区医生地位低之外,工资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工资水平相差不大。”但如果算上奖金的话,“社区医生的平均工资与医院专科医生的平均工资相差很大”,潘志刚说。
“越是偏远的基层,收入应该越高。我国城乡差距巨大,吸引高层次人才来工作,必须建立健全机制和制度。”曾益新表示,好的待遇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还包括非经济方面,比如福利、继续教育、子女教育等制度。他说:“解决医疗问题,关键在强基层,强基层,关键在强人才,强人才,关键在建机制,建机制关键在惠民生。””
曾益新表示,瑞典全科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2倍,英国是4.2倍,美国是3.3-3.7倍。因此,他建议,过渡阶段每个基层医疗机构应设立2个“特聘全科医生”岗位,这并不占编制人数,共计10万人。对于这些岗位,国家公开招聘具有医学学位并在大医院接受过两年以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人员,然后进行一年的全科医学强化培训。这样明年就有产量,三年内力争做到10万只。人都到位了,我们的基层人才队伍就能大大加强。除绩效工资外,中央财政额外给予每人每年10万元的补贴,富裕地区地方政府还可加大补贴力度。资金不是问题。即使10万人全部就位,每年中央财政投入也需要100亿元左右,但却能在“强基层”中发挥关键、快速的作用。
据悉,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全科医生的平均工资至少是城市全科医生的四倍,且主要由政府支付;在英国,政府通过独立的社区管理部门,按照协议为民众购买全科医生服务。补偿主要以按人头付费的形式进行。